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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导硬科技创新创业孵化成果在当地转化，对于促进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赵燕霞看来，硬科技孵化平台对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各区经济提质有着很强的推动作用。另有区域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关村“一区多园”的布局中，海淀园无疑是科技创新资源最为密集、效率也最高的区域。在目前认定的硬科技孵化平台中，值得注意的是昌平园、怀柔园和大兴-亦庄园，在北京“三城一区”的顶层设计下，上述几个区域的创新资源正加速聚合，科技创新生态也正在逐步完善。同时，中关村目前认定的硬科技孵化平台也反映出，目前朝阳园、丰台园这两个中心城区的科技园区，在硬科技孵化方面尚存差距。“东城园、西城园、石景山园聚焦文创产业，硬科技创新并不是主要方向；而朝阳园、丰台园布局了大量高精尖产业，硬科技创新和孵化很重要。”

今年以来，也有多个省份探索降低高速公路通行费，2018年11月15日，江西省正式开展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试点期限内，符合条件的车辆通行费执行八五折到八六折不等的折扣，部分区间还将免收通行费。陕西、吉林、广东、云南等多省份也在积极推进试点，主要是针对货车进行通行费打折。而吉林省拟订的差异化收费方案还将客车纳入其中，提出对行驶在G1112集双高速通化至东丰段、G25长深高速长春至双辽段的合法运载客、货运车辆，车辆通行费按8折优惠。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在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实现金融改革的长远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创新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新鲜经验，为新兴经济体和转轨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开放的大国，中国金融改革正在影响世界，为世界经济增长和治理体系完善贡献力量、承担义务，体现出大国的金融力量。无论是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拥护经济全球化，中国都为全球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稳定和国际治理体系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改革成果最好的认可。在当前去全球化趋势抬头、多个新兴市场遭遇危机的重要关口，中国如何进一步改革金融监管体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既事关自身发展，也关乎全球化走向。中国要提供新的智慧与经验。

在今天看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选对了方向，走对了道路，符合正确的逻辑。但从当时的情况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无任何先例可循，改革过程中很多条件并不具备，改革的顺序并不清楚，改革面临多重目标，也面临未知风险。为此，从事前看，改革的路径并不清晰，在理论上也难以找出最优解。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改革需要很大决心，也需要极高的操作能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做法并不符合传统理论的建议，取得成功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主动实践与行动的结果。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什么？通读本书可以发现，主要可归结为以下方面：第一，始终坚持改革的大方向，不断从整体改革层面认识金融改革的意义，即便存在各种困难和风险，也从未失去改革的动力，依然坚持推动各项改革。第二，立足国情，在探索中前进，不被动等待改革条件的成熟，也不停滞于改革顺序的讨论，改革不怕吃“夹生饭”，没有“等靠要”。在时间窗口到来时主动抓住，即便不具备条件也通过行动改变环境、创造条件、倒逼改革。第三，实事求是，不照搬成熟市场的条条框框，也不搞粗放式的乱打乱撞；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具体问题，同时持续向大方向迈进，不断完善配套政策。第四，坚持渐进式改革路径，稳步快走，使改革的收益能够覆盖成本，改革的获得感持续增强，每一步改革的成果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推动力，改革因此而深化。第五，由于渐进式改革是个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把控是改革推进的核心。为此，改革往往以具体事项作为支点，逐步撬动更大范围的改革，各项改革之间良性互动，形成改革的合力，金融体制改革成为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未犯颠覆性错误，并且还在持续前行，关键就在于始终把握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协调，配套推进，始终注意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精心操作，由此使改革具有了稳定形式，改革得以持续。

上证报讯（记者 黄蕾）9月7日，中国平安旗下的一站式医疗健康生态平台平安好医生（01833.HK）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利用平安好医生领先的AI医疗科技和海量用户规模，结合华润三九在OTC、处方药领域的产品优势，携手构建“互联网+医疗”新型商业模式，在提升双方医疗服务水平的同时，推动移动互联网与医疗行业的深度融合。

“化工围城”攻坚战“化工企业爆炸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间，基本上都是粗放式发展，可以预见，如果不好好抓安全问题、不深刻地补漏洞，将来这种事故可能会经常发生，我们必须为过去那种粗放发展、腐败发展、豆腐渣发展付出代价。”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梁本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